您好!欢迎进入某某府邸官网

栏目导航
新闻资讯
联系我们
服务热线
400-888-998
邮箱:12345678@qq.com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当前位置:主页 > 新闻资讯 >
反美国模式的革命传统 |《追寻法兰西》
浏览: 发布日期:2018-04-21
1976年,东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在庆祝美国革命的两百周年。然而,虽然其回声震荡,但声波的冲击力度相去并不远。美国殖民者的胜利暴动燃起了人们的想象,但并没有让整个地球燃烧起来。当然,在欧洲甚至在所有的地方,想象与权力是相反的,而且美国人的功绩经过出色的调配,掀起了一阵对皇位和对旧世界统治的非议之风。但是,意见的协调一致和遥相呼应并不足以建立起因果关系。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美国革命的亲生女儿,尽管法国大革命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曾经借鉴过美国革命的经验。“76年的精神”只是出于相似性的影响才跨过大洋彼岸。相反“89年的精神”却搅动了欧洲大陆的版图,并在上面画出了深深的痕迹。
 
 
 
6.13追寻法兰西1
 
 
 
从一些伟大的奠基文本中,首先是从“独立宣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的殖民者造反时提出的权利要求几乎完全是延续着史前的要求,而且从内在的本质上具有保守性,他们援引自然权利或者不列颠传统在政治和行政事务中的自我管理习惯。另外,之所以排除美国起义“泛滥”的危险,是因为与很多其他造反行动不同,美国起义从开始一直到胜利之后形势稳定下来,领导人始终就那几个。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场革命没有“吞噬它自己的孩子”。它培养自己的后代,让他们尊重“建国父辈们”,并尊重他们立法的审慎。也许它上溯到了比“父子”关系更高远的地方。托克维尔最为洞若观火的论述,就是他没有把美国人看成是新人类,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尽情地放任自己”的英国人,是摆脱了僵化,除掉了几百年的积垢和遗传的呆板,重新恢复遥远的祖先原始的、几乎是野蛮的力量。
 
美国革命接近于“革命”这个词在词源上的意义,是想回归源泉,持续地唤起本来应该有的存在状态,建立一个“忠实于自己”的英国体制(某些美国人不是主张“帝国方案”吗?而所谓的“帝国方案”,就是把帝国的首都转移到美洲大陆上),是一种撤退的乌托邦,但同时也是复兴的乌托邦。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具有苦行主义意味的南北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处于追溯既往的谱系当中,而不是在离心的普遍主义当中。没有任何“以进为退”的企图,没有任何在内心逐步升级、被迫激进化的企图。美国不需要为自己找一个能够证实任何“改革计划”的理由,不管这个计划能不能够输出。美国完成的是乔纳森·爱德华兹所关注的“赎罪的行动”,或者,夏多布里昂用电光石火般的智慧所说的话更准确,“它悄悄地实现了它的自由”。这种自我祝圣方式批准了新权力的诞生,而后便按照真正的共和制的“使徒传承”方式,使一届届总统顺利地延续到如今。
 
 
 
6.13追寻法兰西2
 
 
 
在法国,神圣的权力、天赋的权力正是被打翻在地的权力。在其废墟之上,一种世俗的权力(因此对于正统主义的人来说,也就是亵渎神圣的权力)由共和国树立起来。但是,我们还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马赛曲》中提到的“血的旗帜”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洗刷它原始的污秽。1870年失败之后,正是因为不同意将这一旗帜作为所有法国人的旗帜,香波堡公爵才让第二次复辟半途而废。这一原则上的区别,使两种革命经验在方向上背道而驰。法国大革命经历的是一个原始点,而美国革命则是一个抵达点,而且是绝对不能往回倒退的。法国革命是在已经有着悠久历史、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国家政权高度集中传统的国家发生的。革命的动荡一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是大家共同的意见。在20世纪末,才开始巩固共和的统一,其结果首先是因为社会党的观点,后来又因为共产党的观点而变得激进化。正因为如此,左派没有执掌权力,而是成了民族争论的中心。哪个乱党没有说过:“所有民族的都是我们的?”
 
在美国,革命的要求虽然话音刺耳,却永远保持着矜持,不会在基本的东西上面竞相要价。美国的革命融进了文化遗产,在人们之间形成一致意见,而不是摧毁。大家一起来面对共同的命运,这种观念吸收了革命观念,避免了革命与民族的二律背反,而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织就了欧洲历史经纬。美国的“概念缺失”既是它传递出来的信息的弱点,又是它整合力量的秘密所在:革命在神启发之下被废除。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场掌握得如此精准、与过去的成果联系得如此密切的革命,没有优先对待一切社会未来主义,甚至没有优先对待任何一种社会计划,而是把资产阶级的私人道德摆在首位,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这些私人道德又不会简化成只是遵守一些私人的名言警句,比如,“不杀人不偷盗”之类。它只是要求放弃集体道德,放弃公平的伦理,而并非只是简单的平衡伦理。美国的共和制从一开始便没有打算以群体为基础。所有人的独立都是以个体心理和物质独立为基础,个人对财产权(或者个人的节制)会将这种独立置于“具有腐蚀性”的压力和欲望之上。这种隐私优先的思想为某种自由地位提供了保证。这种自由首先保证了人类的自主性,不受其他“干扰”所破坏;这是一种具体、不具有侵犯性的自由(但是在自卫的情况下,这种自由是可以具有侵犯性的,甚至具有侵犯的狂热倾向)。因为,美国民族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自由的施行就是个人的权利,个人只要求公共权力来保障这种自由便可。公民通过奋起“反对权力”来体现这种自由,不管它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从这种角度来看,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当时伟大的社会事业活动家、“正义的”布兰迪斯(波士顿附近一所大学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的颂扬之词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他口中所说的“不受别人烦扰的权利”“所有的权利当中最具广延性、也是文明人类最珍视的权利”。面对这种“隐私优先”的权利,任何法院都没有资格提出其他最高权力,都没有资格软禁它,将它禁闭在某个地方。这就是达到极致的权力分立逻辑:它要让最高权力内化于每个意识当中。这也是布兰迪斯所属的最高法院——他从1916年到1939年在该最高法院任法官——意见一致的奇迹所在,而且该最高法院所做出的最具争议的、最具爆炸性的判决(我们想到1974年7月最高法院一致做出的反对尼克松总统、并最终导致他下台的判决!)不用借助强制执行工具,早晚都会得到服从。我们从中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与法国相反,在美国实行的制度一致性,代替了相当于我们法国社会的一致性,而在美国,社会的一致性是“悬置”在某种政治真空当中呢?
 
 
 
6.13追寻法兰西3
 
 
 
在欧洲,民族和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孕育出了很多后代,而这些后代或多或少都直接地回溯到法国事件上,它们是一对分不开的“夫妻”,而其中的革命观念却孕育了民族的定义。盛源彩票
 
从旧制度向现代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社会体系过渡,法国大革命也许并不会负有特别的或专门的责任,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过革命,但是也实施了这一过渡。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法国,通过所发生的过程,大革命直接产生了一种民族观念,这种观念是建立在三种互相补充的基础之上的。第一种是社会基础,即:排斥特权,将民族共同体与第三等级融合,而且仅仅是与第三等级融合,正如西哀士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当中定义的那样。第二种是地域基础,即:自然边界理论,保卫被侵犯的领土,并且相应地建立起统一的内部空间,统一的语言,统一的、可以普遍化的度量衡,旗帜的象征意义,处在危险中的祖国和建立公共拯救委员会。第三种是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启蒙哲学的自然神论和去基督教化的政治。
 
正因为有了这三重配置,具有极大的传染性和重复性的模仿能力才有了活力,就是国家地理本身也使其具有动员民众的锋芒。我们知道,国界在美国所起的作用与在欧洲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在美国,边界是文明、进步和民主的连续迁移;在欧洲,则是冲突和战争的关键所在,代表了历史的诅咒,尤其是国家—民族权力的物质基础。因此,地理与历史合谋,使得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成了孕育一系列其他现象的温床,而这些现象也都声称是受地理的启发而产生的。如果反宗教的斗争不是从一开始便使得政治斗争负有了与边界问题不同的意识内容,地理也许不会具有那种传播力量。宗教因素是这种模式的中心。旧制度下的法国,“王权和宗教权”的统一使王权遭到颠覆,同时也导致教权失信于民,并使得意识形态具有了宗教的衍生意义。正因为如此,政治或者爱国革命的斗争精神成了神职人员的替代形式。欧洲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才有了美国人所不懂得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与权力机制有分别的,所以就显得更加重要。
 
渐渐地,就这样,西部欧洲、“沙皇帝国”、亚洲的中国和第三世界都变成了意识形态征服的战场。从“君主同盟”和“贵族阴谋”到1920年被围困的苏维埃革命,后来又到“帝国主义的阴谋”,一些新独立的国家感觉到或者实际上经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19世纪所有自由民族主义及20世纪革命的民族主义都从法国的先例中寻求担保。
 
总而言之,美国更多激起的是学术上的模仿,而不是真正的仿效。美国自己也没有想要扩散其革命模式。等到美国成了技术革命的模式,前景才颠倒了过来,外国情调和本地特色才在全球扩散开来。然而,这算得上是达到了普遍化吗?
 
 
 
6.13追寻法兰西4盛源彩票
 
 
 
在欧洲经历过多次效果不同的“演练”之后,1876年在费城举行独立百年纪念展览,这次展览,美国工业颇为壮观地出现在节省人力、批量生产的舞台上,这种现象,因人手多余、出现“只吃饭不干活的人”而受到了长期折磨的欧洲大陆,也许曾经依稀预感到,但是还没有从精神上掌握它。年轻的托克维尔狂热地寻求将过去和未来协调起来。在他走遍美国之后才深信,社会能从教育中得益,因此也就会从大众阶层的“需求”中得益,后来到了茹费里时代,“公共教育”才在法国成为国家的责任;在美国,17世纪以来,公共教育虽然在美国各地的执行情况不一致,但已经成为一种无可争议的原则。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无私的研究”才在美国有了立足之地(而且也才获得了与其财富相当的声誉和手段)。
 
这些差距和断续的过程应使我们提高警觉,警惕那些怀念欧洲大陆、因大西洋彼岸的“超级大国”的压倒而失去了优势的人,也要警惕那些吹捧强大的美国所主导的“技术革命”的伪哲学家,美国的技术革命注定会让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众和文化失去人文特点。在过去的运动当中,欧洲放弃了使各族人民欧洲化的努力。但是难道他们能够因此而被“美国化”吗?暂时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我们所研究的两场革命来看,从遥相呼应,但是并不一定相互理解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来看,这个问题迫使我们通过历史,再次考察现代性概念中所包含的东西。